清朝在取代明朝后，继承了这一政策。作为少数民族政权，清朝面临着来自汉族的极大社会压力与反抗，因此社会矛盾异常复杂且尖锐。统治阶级对外贸易的扩大持有疑虑，担心中外频繁的往来可能引发反清势力与外邦势力的勾结，威胁到大清的政权安全。因此，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海禁传统，而且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控，限制了外国商船只能通过澳门进行贸易，而广州则成为唯一的合法贸易港口。
1759年，清朝政府颁布了《防范外夷条规》，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。这个政策不仅是为了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管理，还意图垄断对外贸易市场，遏制民间资本的发展。封建经济与商业经济的本质差异使得这种政策显得尤为重要。自然经济依赖于自给自足，周期性且容易控制，而商业经济则一旦发展，民间财富便会更加集中，社会交流也更加频繁，容易突破封建统治的约束，甚至挑战朝廷的权威。为了保护集权体制的稳固，切断中外贸易联系成为了清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。
此时，清朝的商品经济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它不仅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成了冲击，也加剧了封建经济与商业经济之间的矛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清朝统治者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尽量避免民间经济力量的过度膨胀，保持国家对资源的控制。
然而，在乾隆时期，清朝面临着内外夹击的困境。社会内部，由于黄宗羲等人的批判思想的传播，君主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，民众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剧。而外部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如果大规模流入国内，将使得原本已经积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。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流入和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声音，很可能激起民众对专制制度的不满，从而加剧社会动荡，甚至可能引发民众的暴力反抗。
因此，清朝政府宁可继续坚持“闭关锁国”的政策，也不愿冒险让外来思想深刻影响国内。乾隆时期，虽然中国社会稳定，商品经济发展较为缓慢，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，国家的自给自足使得外贸的需求不那么迫切，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却限制了外部世界的接触，进一步让清朝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了竞争力。
总的来说，“闭关锁国”政策并不是清朝统治者的愚昧之举，而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。它反映了统治者保守的心态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深刻误解，也暴露了他们在面对历史大潮时的盲目自信。这一政策的坚持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封闭性，也为清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，最终导致了它在全球化时代的衰落和灭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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